年8月，北京。肖全摄。

摘要：李保田年过七旬，少有露面。他以“超本色表演”的能力塑造了诸多影视人物形象，形态各异，堪称经典。在圈内，他享有盛誉，却不太合群，以清高孤僻著称，他未接过一个商业广告，也不避讳戏霸之名。

年夏，他出版了自己的艺术作品集。画册重达三公斤，全书收录了他近三百幅绘画、木雕等作品，创作时间跨度超过三十年。

他的作品风格万千，充满反思精神。诸如书中提到“刘罗锅与和珅都是皇权的爪牙。这个角色（刘罗锅）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走向现代文明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桀骜不驯的个性呼之欲出。

关于他与绘画、表演的渊源，则牵涉到他的个人命运。在饥饿、冲突中生发，人世飘零，至亲离去，丰富的痛苦体验，刻画了他沟壑纵横的脸，也让他刻画了自己的艺术。

《自画像》铅笔年图、文

李保田编辑

龚龙飞以下为李保田自述：

画与少年

我的绘画和雕塑有较强的性的因素，这可能与我的少年经历有关。当年我老娘是卫生系统的干部。大概是年或年，我上一二年级的时候，市卫生系医院科学分娩，办了个孕产展览，有文有图，还有一排药瓶子里泡着的不同月份的胎儿。这个展览是婚前的人不让看的，我母亲周日值班我去送饭，我就看，因为我是一个小屁孩，我妈又是领导，别人根本就不在意我，按说我也算“婚前男性”。我不仅是看个热闹，还看明白了一些知识道理。这次经历对我性意识的萌发有所影响。

《伏羲与女娲》木浮雕年

当时中国的贫穷是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婴儿没有尿布，只能放在沙土上，尿了、拉了，就换换沙土。母亲生弟弟的时候，我家的保姆还跟我说，去南关的黄土里面给你刨弟弟去了。当时我心里还嘲笑她，还有点不屑，因为生孩子的事，我已经明白了。到了十三岁时，我辍学考进了戏班子。到农村演出时老艺人和我们这些小学员同睡一个大通铺，晚上睡觉只要一关灯，那老艺人就问，孩子们都睡着了吗？孩子们不吭声，老艺人们就开始胡说八道，说的全是男女苟合的故事。那几年戏班子的生活，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是在极度贫穷中度过的，饥肠辘辘，也没有精神生活可言。我冬天没鞋穿，长满了冻疮，没法卸妆，没有热水。吃不饱还要练功，饿得全身浮肿，差点死了。我的父母都是干部，家庭条件温饱没问题，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非人的日子呢？因为我是自愿出来的，还跟爹妈赌了气，所以不想被开除，不想回家，怕爹妈耻笑。我是上世纪70年代前后开始练习速写的。那时候整个文工团被弄到五七干校改造，除了劳动，偶尔让我们编排个节目，演给其他的被改造者看。我们文工团画布景的一位老师让我知道了画画要练速写，要写生。他原来在艺术研究院工作，年下放到徐州。我原来都是瞎画，画小人书，画刀枪剑戟，画坏蛋，不画好人，因为坏蛋好玩儿、生动。我没见过别人画过一笔速写，但是这个老师还藏着几本“文化大革命”中没被没收的美术教材，对我帮助不小，这就是我练速写的开始。

《手印与手姿》铅笔年

幼儿园时期，我就有特立独行的气质，极少与别人一起玩。这种自我意识在家里，尤其在父亲面前是频频受挫。小学四年级结束时，我数学不及格，补考再次不及格，便留级。父亲说，行，不给你买书了，用你的旧书吧。我上哪找旧书去？课本都烂了，都让我撕咬成椭圆形的了，上面还画了好多的刀枪剑戟、武侠人物，课文内容都不全了，这使我比同学们矮了三分。因为留级，我在班里面大一岁，个头比别人高一截，这可不是鹤立鸡群的感觉，而是羊群里出了一头驴的感觉，这又让我觉得矮人三分。老师把我当作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活样板，常叫到讲台前罚站。久而久之，老师和我都习惯了，以致有一天这种习惯成了自然——老师忘了叫我放学回家。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里看着漫天的雪花出神，直到母亲到学校来找我，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父母认为老师这种教学方法有欠妥当，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学校，他们不知，这一举动竟然使他们的儿子在学校成了“人民公敌”。（我）被学校里所有的人挖苦、嘲笑。我对学习失去了热情，晚上就在剧场门口混，捡中途退场的观众的票根，我进去再看最后的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回到家十点左右了，就睡了。那时候我娘上补习班学文化，这个时间还没回家。就这样疏于管理又混了一年半，我终于混不下去了。

学“丑”行

小学六年级那年的冬天，江苏省戏曲学校与江苏省文化干校来徐州招生。我背着父亲，领了一个弟弟去报名。考试的时候，我竟然表演得活灵活现、活泼乖巧。我和弟弟很快都接到了录取通知。通知上要求2月24日晚上大家集合一起坐火车去南京。我终于嗫嚅着告诉父亲我要去学戏，不再念书了。父亲一如想象中的大怒，暴打了我一顿。我父亲省吃俭用，但他从不在熏陶孩子上省钱，经常给我们买连环画（小人儿书）。那个时候还有电影月票，电影院里大都是稀稀拉拉的观众，普通的电影没有多少人看，父亲不看，我就去看。家里墙上挂的京胡是我父亲年轻时的玩具，他身上有艺术细胞，喜欢戏，尽管我没听他唱过，也没看见过他拉胡琴，但还是有点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偷偷考完戏校后，父亲知道了，就把我打得跑了，不敢回家了。他是老革命，不愿意我以唱戏为职业。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父母就只好放行让我去戏校了。我父亲不画画，但是他会买一堆粉笔，让我们几个孩子在掉了漆的木地板上乱画，然后保姆擦干净，再画，再擦。我们兄弟几个开始就是这样学画画的，后来我们兄弟五个竟然有两个半专业从事绘画，我算半个。我父亲的字写得漂亮，他手勤，手巧，给我们缝衣服，家里还有全套的掌鞋工具，我们四五个男孩子的鞋，全是他做。这说明他巧，同时也说明他省吃俭用，能干的都自己干。离集合的日子还有一天，我兜里揣着父亲给我们弟兄买的电影月票，在街上晃荡。一天下来，看了四五场电影，最喜欢的那部《大闹天宫》，我已经倒背如流，又看了一遍。第二天，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离开家，到南京去了。那是年，我十三岁。《麦克白》组画四幅油画棒墨年南京的日子不如想象的多姿多彩。我原本喜欢京剧，现在却要学柳子戏。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子戏乃是一个濒临失传的民间剧种。戏班里的师傅来源于民间，从没有进过科班，也就是高级戏迷、票友的水平。当我表达了想学京剧的愿望时，团里的人有些愤怒地说：“这孩子竟然看不起我们的柳子戏!”我终究没能学唱京剧，却留下“小看柳子戏”印象。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学“丑”行。戏台上“丑角”机智、活泼、滑稽、俏皮，讨人喜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一直渴望讨人喜欢才选择了学“丑”。我的师哥当时已经二十岁，是团里的青年演员，自从我报了学“丑”行，他便视我为挑战者。不久母亲到南京出差来看我，她流着泪劝我回去念书，我拒绝了，心里却几乎承受不住母亲的伤心流泪。母亲将一块绣着小花的白手绢给了我，我一直将它视作温馨母爱的象征，后来这块手绢成了我师哥一条裤子上的裤兜胆。

父子冲突

两个月后，我们从南京来到了徐州郊区的乡下，那一阵忽然想家想得不行，于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硬着头皮回了家。记得父亲的第一句话是“你什么时候被剧团刷下来，回家上学还来得及”。父亲知道戏班里的学员需试用三个月才成为正式学员，这是劝我回心转意、弃暗投明的最后机会。我一直闷头不语，父亲似乎心中不忍，给了我两块钱，叫我带上两个弟弟去看电影。街上没有电影可看，想起兜里的两块钱，我灵机一动，对弟弟们说：“你们回家吧，我直接回团去。”那是饥饿的年代，我无法拒绝两块钱的巨大诱惑，我将钱花得精光，买了久违的几种零食，高高兴兴地回团。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在团里吃过早饭，我领了一天的粮食——两个馒头，装在提兜里回到家。父亲不在，我暗自侥幸大家都没有提及那两块钱。然而父亲回来后，劈头就问：“那两块钱呢？”我慌了，却不知如何对答。“你那两块钱呢？”父亲又问。我真想告诉他自己怎样花了那两块钱，但那对于我是很难堪的事，于是我不甘示弱地说：“我以后还给你就是。”父亲暴跳如雷，抬脚便踢，我撒腿就跑，两个馒头忘在了家里，我身无分文。从此一直到父亲去世，我再没回过家。《顽石》系列钢笔年我不喜欢社交，比较孤僻，这跟性格有关，而孤僻的人一般比较自卑，比较羞涩。我成长的剧团环境，加重了我走向孤僻、自卑，又自负。问题出在全团成员与我的关系上。年我进入剧团，全团其他的孩子都是农村来的，就我一个是城里的，于是他们一帮挤对我一个。我很孤立，也因此而加强了自卑心理。老师们也都不喜欢我。农村来的孩子在困难时期能给老师送点家里捎来的东西，我什么都送不了。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几乎与家里断绝了关系，所以我无法从家里拿东西送给老师，自己更没有钱买东西。夏天来了，我有一件令乡下孩子眼馋的好东西——一顶雪白的单人蚊帐。那是我从家带来的。师哥说:“我来挂蚊帐。”于是我的好东西就成了他的。这并没有使我怨愤不平，因为尊敬师长是戏班的规矩，我自然应无私奉献。况且师哥大我七岁，对他依顺似乎天经地义。乡下的蚊虫多，师哥在蚊帐里睡得香甜，我在帐外被蚊虫疯咬，但我并不十分难受，我想师哥如果隔了帐子看我，我不是也在帐中吗？夏天过去了，师哥将蚊帐塞在木板箱里。第二年他将蚊帐给了我，蚊帐不再是白的了，而且不能再用了。老鼠在蚊帐里做了窝，咬了无数的窟窿。首演忘词，师傅病逝我的师父是个善良的老人，团里的副团长，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他不像别人的师父那样要求弟子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例如端尿盆一类。师父没有多少文化，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内秀而寡言，平日里全然看不出演戏人的神采，然而一到台上，他的周身便会散发出令人眼睛发亮的光彩。我艺术生涯中的首场演出留下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记录。师哥作为后起之秀接过师父的衣钵，饰演师父的角色。而师哥先前的角色便过继给了我。我知道消息后大喜过望，觉得卧薪尝胆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我设法向我的两个弟弟放出卫星，让他们到时来看我在台上如何大放异彩，光宗耀祖。我饰演的角色在那出戏里无足轻重而且十分短命——上台后，我念完两句台词，就被周围的武士用刀剑胡乱“砍死”。就此我的处女演出也就完成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砸了台。那天一出场，我就忘了台词。这一来，周围的武士们同仇敌忾，结结实实地对我刀剑相加。我的第二个角色是在折子戏《程咬金打店》中演那个倒霉的店家。程咬金吃了饭却拒绝买单，非但如此还痛打了店家。这一回为防止悲剧重演我做了充分准备，除睡觉之外，我总是默念着那几句性命攸关的台词:“忽听老客叫，慌忙就来到，上前拉住马——”戏开始了，我立在幕边。程咬金在台上叫“店家——”我身子虚飘飘的，腾云驾雾般上了台，做了一个拱手的姿态——老天，我又忘了台词！我拱手站在那儿，那一霎仿佛站了许多年。随后我头晕眼花，站立不稳，不是要向前栽，就是要往后仰。忽然间，天外飞来的神示使我灵醒，上苍有眼，我脱口而出“慌忙就来到——”这一句“慌忙就来到”从根本上拯救了我，否则这辈子我可能永远是个跑龙套的了。《向日葵》钢笔彩铅画年年夏天，许多人都有了梦寐以求的蚊帐，那一年不知犯了什么邪，全团的人几乎都染了疟疾，打摆子。不知是惯常的蚊虫叮咬反而增了我的免疫力还是什么别的缘故，这回我竟安然无恙。师父已病了四十多天，每日打针、吃药仍不见好转。那天下午，四点钟的太阳依然灼热，我看见坐在水龙头旁边的师父，他将双脚伸进池里，用凉水不停地冲。七点我再去看他，他红得可怕的眼睛着实让我乱了方寸。我喊来师哥，师哥问他一些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又去找团长，医院。我和师哥找了辆板车。我光着脚，只穿着短裤。师哥拉着车，我扶着车把。两个人在铺满细石子的马路上气喘吁吁地跑，只感脚底被路面上的石子硌得生疼。我们拉着车一口气跑了十站路，这回我的脚也似乎不疼了，大医院到了，我的心狂跳着，仿佛幸福即将来临似的极度紧张。几分钟之后，师哥沮丧地跑回来说，需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做抢救费。而此刻，我们都不名一文。师哥又进去央求医生救人，我下意识地看着师父。我不知对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不论我说什么他都轻轻摇头。他的眼神充满焦虑、欲言不能的急躁。在昏暗的路灯下，我还看到了叫我深感陌生和惊讶的东西——一个将死的人对自己就要离开尘世的预感。我恐慌、绝望而无可奈何地看着师父，直觉得那双眼睛里也是一片恐慌绝望和无可奈何。不知站了多久，师父的眼神仿佛又在哀求，眼里似乎有一双手扯住我求救。最后，这求生的本能连同生命一并离开了他，那双眼睛再也不传达任何情绪，空洞、呆滞、无神。《艺术与真实》三联墨年

地瓜干与美酒肥肉

正是饥荒年代，每个月我们每人有三十三斤粮、一两油、一两肉。我时常一顿便吃掉一天的定量。过度练功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使我头晕目眩，“打飞脚”腾空跃起的时候经常失去平衡摔在地上。每个月总有七八天没有饭吃，整天躺在床上“挺尸”。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向时常能够得到家里接济的农村学员借地瓜干，掰成指甲大小，投进暖瓶“水发”。到下月初再用粮票偿还。如此寅吃卯粮，常有惊人的亏空。有一年到了春节光景，我彻底破产——除了一片带皮的熟肉，我没有一两粮票。那片肉是我的“年货”，春节期间的全部给养。饥荒年代里我也体会过酒足饭饱。那年剧团在山东鱼台县演出。我们一干人之所以到了山东，原因很简单：当地的一位副县长情有独钟爱听柳子戏。演完了戏，我们到县委机关食堂会餐。那顿饭居然有酒，正是那顿饭让我知道了酒为何物。酒是用酒精兑葡萄汁再加白酒混合成的。桌上有肥肉和别的菜，还有一两一个的白面馒头。戏子们高兴极了，大块朵颐，许多人吃了十几个馒头，还不停地往嘴里揣。饭桌上的人开始互相灌酒。从没沾过酒的我喝了整整两大杯，从头醉到脚。随后我被拖到外面，醉倒在雪地上。我最后的知觉是银白的雪。仿佛深入了雪的灵魂淹没在清凉润泽之中，那种窒息的感觉是温柔神秘的。就在这年冬天，团里破天荒买了八斤豆子发给我和另外一个人作困难补助。这豆子和那句“慌忙就来到”的台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等值功效。它们分别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使我起死回生。那时我浮肿得厉害，眼睛成了一条线，总是睁不开。年，上海的一位叔父来徐州时到剧团看我。他吃惊地看着我床铺上的褥子没有棉花，只在两层布之间垫着稻草。他用手捻捻被子的厚薄，没想到那床被子不堪一捻就破了一个洞。身份尊贵的副军级叔父当时流了泪，大概是感到了负疚。我曾经写信请求他帮助，他语重心长地回信给我以思想上的教育，却丝毫没有解决我的困顿饥饿。时至今日我仍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没偷没抢地活了下来。

《各时期不同样式的自画像》（作品局部）

和解

后来团长派女秘书带我先回了徐州。她将我送到剧团便去会朋友了。我在过道里躺下来竟睡着了。醒医院的一间大病房里。同住的是糖尿病人和心脏病患者。我被诊断为伤寒。医院里，还住着我的一个亲人，那是我久别未见的父亲。父亲是农民的儿子，年参加八路军，后来在地方做干部。在父亲心目中，求学上进才是正道，跟着一群民间盲流当戏子，实在有辱门风。普通病房和高干病房之间隔着一个病区，那便是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有许多日子我们互不往来，好像彼此都期待着对方的妥协。一天中午，我正睡着，觉得有人在将我发麻的手臂放平。我睁开眼睛，父亲正俯身看我。见我醒来，父亲的眼圈一红。我呆望着他，他直起身转身就走。我抑制不住哭了。这是我离家出走几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第二天我去了父亲的病房。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不看我，也不说话。这以后我的胆子渐渐大了，常去看他。父亲也逐渐关心起我，问我是不是还在看书学习，有什么长进。我老老实实一一作答。有一天我拿了日记去看父亲，向他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日记中的一页上写着:“爸爸，你不要瞧不起我，等我将来成了大演员，我要爸爸来接成了大演员的小李保田回家。”父亲看后将日记本摔到墙上，诅咒似的说：“你成不了大演员!”在柳子剧团已经待了五年，我的前景仍然一片黯淡。于是我想在自己混出人样之前是没脸再见父亲了。年初，正当运动大张旗鼓之时，我意外地得到父亲病重住院的消息。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穿着医院看了父亲。不知为什么，父亲那天同我说了很多话，并嘱咐说：“你是老大，将来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弟。”而后父亲竟流了泪。那也是我仅有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父亲永远睡去

第二天中午，我忽然心慌得不行。医院，离探视时间还差二十分钟，守门人拦住我，我看着自己破旧的衣裳，羞于向他说明自己是李勇的儿子。无奈的我只好去街对面的书摊上花两分钱租了两本小人书，漫无边际地乱翻。我心中忐忑不安，草草看完，再奔到病房。拐进那条走廊就看见父亲病房的门大开着，黑暗的过道上只有那一截映着白亮的天光，屋子里不断有人走动，慌张的影子在那截光亮处移动。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护士们在收拾器械，母亲和弟弟们在床边抹眼泪。父亲的一只脚伸在被子外面，脚上穿着灰色的尼龙袜子。无限的空虚惊愕中，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种想法“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这想法如不祥的咒语一般套住我，同时我又希望它仅仅是一个咒语。我不眨眼地盯着父亲的那只脚，却没有勇气看父亲的脸。我生怕在父亲脸上看到那句咒语的印证，我全心全意地希望那只脚会微微地动一下。我伫立良久，没有人发觉我，也没有人像我这样不接受那个事实。母亲不停地擦眼泪，却听不见哭声。她是一个坚忍要强的人，任何时候都耻于表现软弱。过了一会儿母亲暂时平静了下来，说该给外地的叔父们拍电报。我想起父亲昨天的叮咛，于是说:“我去拍吧。”母亲挥了一把泪，突然怨愤地提高声音：“不用你管！”我难堪地站了半晌，默默退了出去。我最后不甘心地瞥了一眼父亲的那只脚，永远不会再动一动的脚，然后长久地站在晦暗的走廊里，欲哭无泪。

《羊头骨与马蹄莲》三联重彩-年

每个门里都有人安静地休养，只有那扇敞开的门里有一个永远睡去的人。没有人能够吵醒他，惹他愤怒生气，他也再不需要安静。无论怎样央求呼喊，他都听不见了，他沉入到永久的安静中去了。叔父们相继到了徐州。追悼会上，主持仪式的官员念着悼文，我发觉自己对父亲甚至缺乏基本的了解。我哭出了声，将眼泪鼻涕抹到破棉衣的里层。棺木中的父亲身着中山装。母亲紧握着父亲遮在袖筒里的手，不断地叫父亲的名字，那分明是生死不能相依的绝望与无奈。那一夜，天气冷而清朗，我们都醒着不睡——除了父亲。我们要守着他，从天黑坐到天亮。叔父们围坐在一起，说父亲从前的事。父亲年幼的时候英俊标致，远近闻名。逢年过节是乡村最热闹喜庆的日子，父亲因为扮相俊俏，嗓音脆亮，总被选去演社戏。父亲常扮旦角，他仿佛真是个穿戴齐整、英姿飒爽、光彩照人的女公子。爱热闹的壮年汉子们把父亲当作金枝玉叶扛在肩上，从这村到那村。父亲嘹亮脆嫩的高音在乡村神秘的夜里响着，传出老远。唱过大半夜，父亲还一直受宠地骑在别人肩上，脚不沾地。这些事使我心中倍感悲凄。我什么也不说，也不问，只是默默地听，热泪长流。

接过弟弟的画笔

父亲去世后，我搬回家住，真正意识到长子长兄的责任。我逼小弟弟认真学画，经常因他完不成我布置的计划而责罚他。直到有一天我再也打不动他。他长成了大人，他身材魁梧，高我十公分。五兄弟里，我同他的相貌酷肖。他无疑是聪明有灵气的，不费什么力便考取了一所大学的美术系。那时候我已经在徐州地区文工团工作了好几年。从小到大，我手中的画笔几次拿起又放下。有阵迷恋绘画如痴如狂，甚至一整天的喜怒哀乐仅仅取决于是不是画出了一张让自己满意的速写。年，我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进修班。我拼上所有的力量，没日没夜地煎熬自己复习功课。考试的那个星期几乎没睡过像样的觉，考试时全身麻木，几近虚脱。更长更难耐的折磨是考试后的等待。我仿佛再也经不起失败挫折，大病一场，高烧不退。一直到八月底，通知来了，当天下午我的病竟然好了。到中央戏剧学院上学后，我又开始画画。每回放假都带一些作品同小弟切磋，两个人有意无意地开始比试。我们整整相差十岁。三十几岁的我拿起画笔感觉到紧迫，小弟却以为自己青春还长，生命有的是时间。我时常严厉地逼迫他上进。被我说急了，他到甘南的藏民区，画出一批出色的素材又没了下文。年我拍电影《流浪汉与天鹅》时路过徐州。当时母亲生病，准备住院。小弟看了我新近的一些画，仿佛受了不小的震动，却不置一词。几天后他突然决定去新疆写生。我们谁都留不住他，母亲也一样无能为力。他出发的那天，医院。没过多久就传来了他的死讯。小弟在新疆出了车祸。跟他同去的人说，在新疆，他跪在戈壁沙漠对着漫漫黄沙放声痛哭，仿佛回应着冥冥之中神灵的昭示。那以后我心里长久充斥着不散的疑惑。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使我受到重创和长久的负疚的折磨。师父的死让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脆弱，灵魂离开肉体的过程至今历历在目。父亲的死逼我磨砺自己，成就事业，以告慰他长眠的遗憾。而小弟的死，使我已经不年轻的生命又负载了他留下的使命。痛苦焦灼的我常常因这样的追问而彻底堕入迷茫，但是没有谁能为我作答。我只有以我的画笔、刻刀作答，以我剧中人的悲喜哭笑作答。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停止。上天有知，他们的亡灵有知，我虽卑微平凡，却要尽毕生的力。岁月是刻刀，在我们脸上刻下皱纹。命运是刻刀，在我们心中烙下创伤。每当我失望痛苦的时候，我相信上苍的目光在深切专注地对我凝视，那正是他最钟爱我的一刻。

《自剪像》剪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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